他看着李振,一字一句地说道,像是在给他上最后一课:
“一个死人,又怎么可能被定罪呢?”
“死人……定罪……”李振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词,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席卷全身。他明白了师父的意思。法律程序是为活人设置的,它的威严和惩戒,无法施加于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冯建国正是利用了自己将死这一点,完成了他所谓的“最后一件大事”,然后,他将从容地、或者说,是法律程序被迫允许他,逃脱人间的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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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……有没有可能,他是在说谎?”李振几乎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,问出了这个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的问题,“他的癌症,他的那些供述……有没有可能是编造的?”
王勇看了李振一眼,那眼神复杂,有理解,也有一种“你该长大了”的意味。他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淡淡地反问道:
“你觉得……像吗?”
像吗?
李振的脑海里瞬间闪过审讯室里的画面——冯建国那病态苍白的脸色,提到癌症和酒时那种认命般的平静,描述杀人细节时逻辑清晰、细节详实,甚至带着一种古怪的“严谨”和“审慎”。那种深入骨髓的冷静,那种对自身命运和他人生死的漠然,根本不是能演出来的。
他颓然地摇了摇头,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。不像,一点都不像。冯建国说的,极大概率就是冰冷的事实。
王勇将手里早已燃尽的烟蒂扔在地上,用鞋底用力碾灭,仿佛要将所有的烦躁和无奈都碾进这水泥地里。
“走吧,”他深吸一口气,挺直了因为长时间审讯而有些佝偻的脊背,语气重新变得务实甚至带着一丝急切,“别愣着了,快点干活去!”
他一边说着,一边已经迈开步子,朝着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区域小步快跑起来。
“我们最好祈祷,”他的声音随着跑动传来,清晰地钻进李振的耳朵里,“那个导员李静,还有张倩,命够硬,能挺过来!”
李振愣了一下,随即明白了师父的意思。冯建国供述的罪行里,孙婷婷已死,这是命案。如果李静因为拔舌导致失血过多或其他并发症死亡,如果张倩重伤不治……那就是三起命案!三起手段残忍、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命案!而主犯,却可能因为死亡而无法被定罪结案……
“不然,发生了三起,不,可能是三起无头命案,”王勇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,他已经跑到了走廊转角,“我们局里今年的考核……怕是要垫底了!”
考核垫底。这听起来有些荒谬,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担忧,此刻却显得如此真实和迫切。在巨大的、无法用法律彻底惩戒的罪恶面前,基层民警有时不得不先面对这些更具体、更现实的压力。
李振站在原地,看着师父略显仓促的背影消失在转角,耳边还回响着“考核垫底”的话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和撕裂。一边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即将逍遥法外的凶手,另一边是警局考核、破案率这些冰冷的数字和指标。
他猛地打了个寒颤,仿佛走廊里的穿堂风瞬间吹透了他的警服。他不敢再深想下去,用力甩了甩头,像是要把那些混乱的思绪甩出去。然后,他迈开还有些发软的腿,朝着师父消失的方向,也小跑着跟了上去。
还有很多工作要做——核实冯建国的供述,定位李静和何审判长的位置,组织救援(如果还来得及),勘查现场,固定证据……无论最终的司法结局如何,此刻,他们必须按照程序,把这一切做完。
只是,那份深深的无力感和笼罩在心头关于程序与正义的阴云,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无法散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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